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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甲午战争人


   202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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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月看到当时世界最老人瑞木村次郎右卫门过世的新闻时,发现他是1897年生的,那个时候心里第一个冒出的想法居然是:「啊,原来历经过甲午战争的人,早就已经没有活在世上的了。」也就是说,在这世上的人们,已经没有一个亲眼见证过这个台、中、日複杂关係起始的TimeZero了。

世间已无甲午战争人

当然,我们也无法清晰知道,活了超过116年的木村人瑞,对于这场战争其后的亚洲态势,到底有什幺样的体验与感想,只知道他曾经在殖民体制下的朝鲜担任过邮务人员。或许因为这场战争,他才能踏足到那块本是异乡的土地。

至于另一块土地又是怎样呢?那些最被人所记得的日治台湾文学作品里面,当然少不了对时代的描写与定位。

譬如说我们想到赖和。他出生于甲午战争之年,不过想来对此也不会有什幺太过具体的印象,但可以相信的是,在少艾时代经历过日本的早期统治,想来在素朴的左翼思维以外,也承继了乙未遗绪的民族情感,所以反覆地出入于日本人的监狱、所以一生都执着以汉文来写作。正如大家都印象深刻的「一桿秤仔」,除了暴警与良民形成明白的善与恶、黑与白以外,就是看见彼时的台湾,宛如异族豺狼横行的大地。

譬如说我们也想到龙瑛宗。他则不是历经过甲午战争的人。生于1911,逝于1999,他是二十世纪少年,也是二十世纪中年与老年。在「植有木瓜树的小镇」里面,内地人不再是张牙舞爪的「大人」,没有太多具体的面目,只有透过社员宿舍的篱笆,被看见模糊的身影,彷彿只是本岛人处境的反照,遥遥远远、幽幽微微。

相较于赖和,龙瑛宗的愤怒并不是指向殖民者的,而是指向自己所属的被殖民者群体。可是为什幺不堪的是「本岛人」呢?为什幺种种黑暗的特质所贯穿的群体要以「本岛人」来框架呢?那它的对立面是什幺?小说家虽未言明,但我们还是可以看见,终究还是殖民体制所形成的社会阶序与资源分配,才造就了这样的群体宿命。

总之,本岛人被归为一种面貌,而内地人又是另外一种,让人想到台湾第一个社会学博士陈绍馨所说的:「事实上,在日据时期,除了统治的日本人与被统治的台湾同胞这种政治阶级与种族阶级的区分之外,社会阶层的对立并不是个严重问题。」

在龙瑛宗的小说里面,你看不见什幺激昂的国仇家恨。几乎就在他热烈地以日文写作的同时,就已经有人表达了鄙夷之意,被认为这不过是某种皇民观点(即使皇民彼时或许还未成为今日普遍的髒字)。然而,这样说或许是不尽公平的,在木瓜小街之上,殖民的经验未曾消失,只是从过去的激昂抵抗,变成一种沉静的哀伤。

而走过日治时代完成的作品,转往更接近今天一点的阅读经验,我们想起陈柔缙那些泛着玫瑰色彩的日治时代记事,台湾第一座百货公司、台湾第一个咖啡馆、台湾第一座电梯……。几乎今天一个中产阶级必备的软调生活,都在日治时代来临。这样的日治时代,不仅看来不像赖和所写的那样豺狼横行,甚至连龙瑛宗沉静哀伤的也不复存在,我们看到的是摩登台湾,这个岛屿在时代的浪潮里面,大步地跨过前现代与现代的历史分野。第一手的赖和、龙瑛宗,与第二手的陈柔缙,写的都是足资可信的时代切片,然而这些切片,却显现了色彩纷呈而面貌难定的同一个时代。

前两个礼拜,才去了台南新近整理好的林百货旧址。在排队等待搭乘当初称为「流笼」的电梯时,出生在日治时代的长辈,不只说起了孩提时候在林百货观游的回忆,也提起那时候的地方俗谚:「第一憨种甘蔗给会社磅,第二憨戴草笠坐流笼。」电梯上方来自西方新兴大楼的楼层指针,建构了台湾人对现在立体世界移动方式的全新想像,也是极其跳跃的现代化经验,然而当时哪些人就可以拥有这种想像、这种经验?那些很中产的日治台湾,不知道是多少台湾人的经验?是谁出没在日本人的百货公司里面?是谁在坐流笼?谁在磅甘蔗?

在这个时间点上,不只是世间已无甲午战争人,就连历经过日治者,也已多为耆老、逐渐凋零。一切对旧时岁月的诠释与论断,遂更为日趋片面而面目模糊。

而不管是日治或是日据,殖民体制确实出现在此,像是陈映真等老左人士所称的「日殖」,反而是最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的称呼。这样的殖民体制,随着军国扩张强制凌驾与这片土地上,并带来过层级化的压迫结构,它本身怎幺样说都很难说是一种好事。也因此,看见有一些朋友在日本参院大选之后,弹冠相庆非战宪法即将瓦解,难免还是会感到些许的违和。被殖民的岁月,难道竟成了一种怀古、一种乡愁?

然而那样的乡愁,或许是这样炼成的:

即使已经将日治改定为日殖也好、日据也罢,有多少台湾汉民一度迓迎王师之后不久,就面对「祖国」继甲午割台又一次重大而漫长的背叛,「解殖者」也被认知为新的殖民者/迁佔者,这又岂是一个「日据」名词复活所能洗清抹净的?

又或者,乡愁是这样来的:

当一个强权,在邻近的香港再现「内地-垦殖地」的统治模式,也在遥远的非洲大陆複製古典的帝国殖民形式,而最终的目标则是隔海进逼而来,则现在的殖民威胁美化了过往的殖民经验,使之可忍受、可接纳,也不是不能想像的事。

这也让我想起在光州参加人权城市会议的时候,翻译耳机不知道怎幺切错了频道,听到隔壁研讨室操着北京腔的讲者,慷慨痛陈着钓鱼岛争议的「殖民主义、侵害人权」,不禁下意识地翻了一下白眼。

「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这几乎已经是每个历史学徒都能朗朗上口的老梗,现在的政治需求,决定了对过去的观看标準。世间既然已无甲午战争人,则也只能交给此后的人、写此后的事,用此后的史观来框架。然而在我们用现在的视野,去为过去的时代命名的时候,看见了未尽全面的乡愁,却也看见乡愁所指向的是:眼下的境地是如何使人迫切感到不如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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